我最近在读《鲁迅著译编年全集》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。目前进行到第七卷，1926年。我希望今年内要完成20卷的阅读，这是我今年的主要阅读任务之一。
在这一年，鲁迅先生应林语堂先生之邀，从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任教，先生与许广平在这一期间的通信，后来集结成了《两地书》。
先生的语言，自然是一如既往地幽默而风趣，这里不妨从他的通信中摘抄两段。
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，谈及女生、闽南话和吃香蕉，让人捧腹：
“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，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，女生共五人。我决定目不斜视，而且将来永远如此，直到离开厦门。嘴也不大乱吃，只吃了几回香蕉，自然比北京的好，但价亦不廉，此地有一所小店，我去买时，倘五个，那里的一位胖婆子就要‘吉格浑’（一角钱），倘是十个，便要‘能（二）格浑’了。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，还是欺我外江佬之故，我至今还不得而知。好在我的钱是从厦门骗来的，拿出‘吉格浑’‘能格浑’去给厦门人，也不打紧。”
十月三日致章廷谦信，故意的满口“之乎者也”，令人乐不可支：
“若夫房子，确是问题，我初来时，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，欲至平地，一上一下，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，要练脚力，甚合式也。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。倘有夫人，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”兼爱楼”，而可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。惟该兼爱楼现在是否有空，则殊不可知。总之既聘教员，当有住所，他们总该设法。即不配上兼爱楼如不佞，现亦已在图书馆楼上霸得一间房子，一上一下，只须走扶梯五十二级矣。
“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，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。饭中有沙，其色白，视之莫辨，必吃而后知之。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，加工钱一元，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，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，吃它半年，庶几能惯欤。又开水亦可疑，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，沸之，然后可以安心者也。否则，不安心者也。”
但这卷书中，有一个地方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惑，那就是先生一会儿称“语堂”，一会儿又称“玉堂”，如：
九月七日致许寿裳：“玉堂极被掣肘……”
九月二十日致许广平：“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……从前在女师大的黄坚是一个职员兼林玉堂的秘书……”
九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：“看这里旧有的讲义和别人的办法，我本只要随便讲讲便够，但感玉堂的好意，我还想好好的编一编……”
九月二十六日致许广平：“黄坚（江西人）尤善兴风作浪，他曾在女师大，你知道的罢，现在是玉堂的襄理……我因亲闻他密语玉堂……”
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：“我所辞的兼职（研究教授），终于辞不掉，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，据说林玉堂因此一碗睡不着。使玉堂睡不着……玉堂对于国学院……”
十月四日致许广平：“此地总无法想，玉堂也不能指挥如意，许多人的聘书，校长压了多日才发下来……玉堂也略有此意……”
甚至在十月四日致许寿裳的信中，竟然二者都用上了：“语堂亦不甚得法，自云与校长甚密，而据我看去，殊不尽然，被疑之迹昭著……上月因嫌黄坚，曾辞国学院兼职，后因玉堂为难，遂作罢论。”
使用如此之乱，让人不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。为此，我特意查了厦门大学的相关校史，确认上世纪二十年代跟鲁迅一起在此校任教的只有林语堂先生，而再无另一位林玉堂先生。这才敢确定信中的“玉堂”与“语堂”，都是指林语堂先生。
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，我又从三个方面进行推测：一、排版错误；二、鲁迅先生笔误；三、“玉堂”为“语堂”的简写。但都又先后排除了这些可能，我并已弄明白，林语堂先生之前是叫林玉堂的，只是不知在几时改的名。既然鲁迅先生彼时在以“玉堂”呼之，那改名当是在此之前了。
那我就很不明白，为何鲁迅先生在提及林语堂先生名字时，称呼却是如此之混乱。这对一个这方面有洁癖的人来说，实在是不弄明白连觉也睡不安稳。
可有方家能指点一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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